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疾控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人员越来越为人熟知，他们被称为是捕猎病毒的“福尔摩斯”，准确判定病例的感染来源，及时追踪其密切接触者。其实，在海关队伍中同样有一批“病毒猎手”。当境外飞机降落中国机场的那一刻，海关流调医生就已经开始了对病毒的追踪。
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的王姝婷是海关的流调医生。从春节开始，60多天来，她和同事始终坚守在国门防疫一线。“新冠肺炎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典型’，除了发烧之外，轻微腹泻、鼻塞、咳痰，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最后检测结果都有可能是阳性。”王姝婷表示，在集中隔离新政出台之前，判定旅客是“120转诊”“130 转运”，还是直接放行，“乘客的去留，我这个岗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入境政策虽然变了，民航也减少了大量的航班，地方各部门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配合，但海关的工作压力却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对待每个旅客投入的精力其实比之前更多，因为旅客少了，我们可以问得更细。”
上海海关一直强调“战线前移”。王姝婷深知，越是高风险的人群越需要前道管控。“一定要将有风险的人群控制在我们可触及的范围。我们这里的流调做得越详细，之后交给卫健委、疾控的材料才能越准确，也是为他们开展更全面的流调提供参考依据。
”识别潜伏的“无症状感染者”
此前媒体报道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丁某某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一案。3 月初，上海海关通过布控了解到，与丁某某曾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将乘坐从曼谷起飞的航班在上海浦东入境。上海海关第一时间采取行动，有风险的一行7 人均接受了详细的流调排查。
“我们接报有一人可能是丁某某的密切接触者。当日我们在同一航班上还发现了其他6 名也是从伊朗一起在曼谷转机过来的旅客。这些人里除了一个申
报有症状外，其余5 人均没有申报任何症状。”王姝婷说，考虑到当时伊朗疫情较为严重，必须对他们进行仔细的排查。
一开始，这些人都没有提及“ 丁某某”一事，称自己没有接触史。王姝婷从他们的年纪判断是在伊留学生，便询问了学校的事情。对方承认在伊朗读书，但仍坚称自己不是密切接触者，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面对这种局面，王姝婷和同事“ 故意”让他们多等了一会儿，再派不同的人轮流反复询问，“如果有说谎的部分，经过这样轮番询问，总会有人漏出破绽”。
最终，他们承认自己和丁某某同校，但在不同校区。“当时，这5 个人确实没有任何症状，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仍然对他们进行了采样。”王姝婷回忆，后来经相关部门通报，五人中有两人确诊。
如果旅客没有症状，那海关流调判断的依据就是旅行史和接触史。“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是干什么的”，这是海关人的“灵魂三问”。但真实的流调并没有那么简单。
3 月中下旬，王姝婷接手过一对来自西班牙的夫妻。当时，他们主动申报了自己的症状，包括咳嗽和鼻塞。但当日由于申报症状的旅客很多，眼看着排队等候的时间可能很长，这对夫妻就说， “我们不申报了，没有不舒服，可以走了吧。”
原来按当时的规定，入境人员不需要100% 检测，夫妻俩听说只要申报了症状就可以做检测，想着为了放心，这才申报了一些症状。
“申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当时，王姝婷心想，“你说没有症状我也是不信的，既然到了我这里，不经过排查你就走不了。”
其实，那段时间，王姝婷和同事通过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出，某地区旅客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从事餐饮业的比例很高，而这些人群中事后确诊的病例也要高一些。通过询问，王姝婷得知这对夫妻正是来自这一地区，在西班牙开餐厅，丈夫是厨师，妻子是服务员。
“这个行业接触的人群多而且杂。”王姝婷表示，通过进一步询问得知，他们之前也有过发热症状，“但是两周之前，处于这个14 天的临界点。综合判断之后，他们仍被采取‘130 转运’，后来也被通报为确诊病例。”
在面对事无巨细申报症状的留学生时，王姝婷也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需要把各种申报的信息一一核实，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其实没有感染的人送去医院，因为医院环境相对复杂，长时间暴露是有交叉感染风险的。”
例如，有个留学生申报嗓子疼，王姝婷一问才知道，他回国前打了两个通宵的游戏，还抽烟。“ 你这样嗓子不疼，谁疼？”为人温和的王姝婷第一次对旅客“发火”了，“就觉得他们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当时就训了他，让他少打游戏，少抽烟，认真上网课，让他发消息告诉身边的同学不要这样，不然身体抵抗力下降，会增加感染风险的。”
还有留学生申报咳嗽，持续了半个月。王姝婷详细询问了咳嗽的情况。“他跟我说是每天起床后，总会咳两下。不咳也能忍住，但是咳出来会很舒服。这时候我就会判断他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慢性咽炎。”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王姝婷都会要求旅客出示相关就诊记录，“后来他给我看了校医院的就诊报告，还有当时医生开的药，来帮助我作判断”。
眼泪只能为感动而流为胜利而流
从1 月20 日起，王姝婷就开始记日记，记录下她对这场疫情的一些“ 小情绪”。
3 月14 日的日记里，王姝婷写道：“有个小伙子发热了，等待去医院，救护车迟迟不来，他可能是很饿了，忍不住冲正忙着工作的我发脾气。面对难听的指责，我不想反驳，但劳累的身体却随着指责吵闹颤抖起来，等待是事实，隔离区没有进食条件也是事实，12 小时滴水未进的我感到委屈和无奈。旁边一起等候的旅客劝他冷静，更在安慰我，让我不要怕，不要生气，就当是为了他们不要着急。”
王姝婷说，这是她第二次“发火”。“其实并不是被骂生气，而是气这位小伙子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所在的区域是污染区，你把口罩摘下来吃东西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但让她感动的是，身旁其他旅客“刷”地一下全都站起来帮她说话。
委屈的泪水憋了回去，王姝婷说，眼泪应该为感动而流，为胜利而流。
而这样的感动，早在春节期间抗击国内疫情时就时有发生。早在农历正月初六，王姝婷碰到了一家四口，与别的旅客不同，他们冷静克制，却又显得有点急迫。老先生在测温的时候跟王姝婷说：“从你们这儿出关我们就要回武汉了。”
“回武汉？”隔着厚厚的防护，老先生也听出了王姝婷的惊讶。他淡淡地笑了。这时，老先生的儿子走过来解释说：“是的，我们一定要回武汉的，我的战友已经奋战了很久，必须回去帮他们！我找医院开了证明，一定要早点回去。”原来这一家四口，父亲、儿子和儿媳都是临床医生。
“他们要回武汉守城，而我们在这里守国门。认真排查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王姝婷说。
事实上，王姝婷只是众多口岸一线海关关员中的一个缩影。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守护国门安全默默付出。4 月24 日原本是王姝婷与男友何
老师举行婚礼的日子，但现在不得不延期。王姝婷自嘲：“何老师说了，等疫情结束，会给我办最好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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