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出口退税率仅是国家谋求产业结构升级的系列措施之一。浙商正在面临十余年未遇之变局。”２００７浙商大会秘书长朱仁华对记者说。
７月１日，国家调整２８３１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浙江四分之三企业被波及。
不过在此之前，浙江商人群体的经营方式已经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在资源、成本和政策信号下，浙江企业家开始摆脱传统思维，走上了一条有异于往常的“突围”之路。
十余年未遇之变局
专家对此次外贸政策大逆转的解读是，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以“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为核心，同时涉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抑制顺差过快增长之外，国家还有一个重要意图，那就是推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在这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中，浙江企业损失巨大。杭州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１－５月浙江出口产品中属于此次政策调整范围的达到２４０亿美元，波及浙江四分之三出口企业。业内人士粗略估计当地的服装、纺织、机电、染料等支柱产业受到重创，每个产业的损失都在１亿美元以上。
但浙商面临的“内逼”并非肇始于出口退税率调整。“十五”期间，浙江经济高速增长，随着土地资源的不断占用以及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行业的快速膨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浙江省一些地方领导这样总结说。
与此同时，日趋频繁的贸易摩擦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也将浙江以贸易和出口加工为特色的经济逼进了“烤箱”。２００６年，浙江省遭遇国外两反两保、３３７调查和打火机ｃｒ（防儿童开启装置）案共５３起，直接涉案４．６亿美元。
“浙江民企淡化劳动力密集型、低附加值特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浙江省私营企业协会秘书长杨拥军说。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浙商“向地域转移要利润”的理念开始有所松动。２００７浙商大会上，不少浙江企业家也说，不断地四处出击寻找利润空间的路子以后可能会越走越艰难，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资本运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更为重要。
在浙江余杭，从事厂房出租的企业家沈浩荣提出，要为租赁其厂房的小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
在沈浩荣看来，这是他在租赁业寻求升级的重要方式。“贷款难是小企业的一大心病。我想和银行合作为他们解决一部分的资金问题。”沈浩荣说。
在简单、粗放的厂房出租业务中集纳金融业务，沈浩荣做的正是某种形式的产品转化与产品升级。在浙江，像沈浩荣一样对产品升级、产业创新有兴趣的企业家不少。来自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以来，浙江省的工业企业为了化解成本压力，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１至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同比增长４３．９％，增幅高出上年同期２７．６个百分点。
“浙商正在实现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带来经营、发展思路的突破。现在浙商考虑的重点不再是转战南北或行业转移，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朱仁华说。
浙江“游资”的应对之策
一些研究浙江经济的学者说，“善变”是浙商的一个重要特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批戴集体经济“帽子”的个人合伙制企业在浙东南台（州）温（州）山区涌现，浙商开始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规避政策限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来风靡全国的块状经济在浙江繁荣昌盛，以亲缘、地缘为纽带，以模仿式发展为主要特征，浙商开始创造一种集聚发展的经济模式；进入２１世纪，“浙江游资”经常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游走于国内外各大市场千百亿浙江资本，相继转战房地产、采矿、资本市场等领域。
但面临内外双重因素逼迫的浙江“游资”也正在发生发生变化。２００６年，在浙江省政府“浙商回归工程”的推促下，在外发展的浙江企业家回乡投资了３０５个项目，资金回流达１００亿之巨。而在前不久召开的浙商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外浙商共签订４９个“回归项目”，协议金额７７亿余元，其中投资总额超过１亿元的大项目在一半以上。
朱仁华认为：在浙江省，“浙商回归工程”与“腾笼换鸟工程”并举，这意味着回到浙江发展的多数企业是科技含量较高、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也意味着一批浙商有决心走上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要利润的道路。
“我们不否认还有很多浙江企业对做贴牌还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也不否认浙江的资本还在四处寻找资产快速增值的机会，但浙商在变，一些具有先进理念的浙商已经意识到，尽管企业复制式的量扩张还有生存空间，但这个空间正在不断地收缩。”杨拥军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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