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官本信，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我1岁。
我祖籍青岛平度，幼时立志读书，虽逢战火，仍执着求学，1947年自国立西北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江海关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海关工作，在那里遇见了红色火种，加入地下党组织。1949年5月，江海关庆祝上海解放的那串长鞭炮，就是我去买的。
我读中学时遇抗战。1938年青岛沦陷，我只能随高中老师迁往安徽阜阳继续求学。此后赴西安报考国立西北大学，被法商学院录取。战火蔓延，国立西北大学迁往陕南城固，数千师生六天六夜山高路陡才抵终点，全程无人掉队。当年，学生们除了勤学苦读，也讨论进步思潮。我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对于新世界更加渴望。
大学毕业后，我自寻出路，报考江海关被录取。1947年刚入关时，我做内勤工作，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潘文凤。1948年年中，江海关的地下党负责人钦士业约我到先施公司背后一间小店谈话。当了解到在日伪占领时期，江海关地下党组织了抵制日伪侵占江海关、开展罢岗罢工抗议的海关华员护关运动，并且多年来始终主张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方针后，我十分激动，很快以“范为民”的名字提交入党申请。从1948年秋天开始，我定期参加党小组会，每月交纳党费。1949年3月，我被批准入党。
1949年5月，潘文凤同志通知党员在新闸路海关宿舍集中，提前告知我们上海将解放的消息。他拿起一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告上海各界人士书，其中还有一份江海关中高层的姓名、地址信息，大家一起封成筒状邮件，由潘文凤同志骑自行车去投递。这次行动，让我深切感受到组织在关内的力量。
同时，我还领到一项艰巨任务——为庆祝上海解放，组织安排一部分人准备红旗，潘文凤同志则安排我去买市面上最长的鞭炮。我知道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上有间专卖店，但那时是5月，既不过年又不过节，买这么长的鞭炮容易暴露目标。怎么办？我提了个篮子，将鞭炮放在底部，再盖上布，买完我也不敢乘公交车，特地走了好几站路，再换乘江海关自己的班车……
1949年5月25日凌晨，外滩江海关钟楼升起一面红旗；同时，一挂长长的鞭炮被点燃，清脆的声音划破天空。海关百年屈辱历史终结束，上海迎来新生。
1954年，我从上海海关调往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到1984年，从上海商检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2018年4月起，关检融合，我又回归为海关人。
70余年来，上海进出口发生巨变，唯有红色初心使命未变。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水平不高，上海出口产品相对初级。那个年代最拿得出手的产品，就是梅林午餐肉了。而真正量大价高的拳头产品，当属棉布。1959年，我国对外贸易部决定将棉布出口列入出口商品法定检验种类表，上海商检局于当年7月1日正式开验棉布，那时我担任第一检验室主任，开验第一天，报验单如潮水般涌进检验室，其中不乏数量30万匹的急件。这绝对是场硬仗。怎么办？我提前汇总各棉布生产厂的生产、质量、客户反映情况等，将报验单分类排序，分出轻重缓急，既未耽误棉布出口，也少见外商不良投诉。
正是靠着棉花、大米、罐头食品等农副产品的出口，我国才换回了钢材、木材和机械设备等建设急需物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分水岭，上海口岸进口多了起来，种类从机械设备、钢材等拓展到进口汽车、彩电等消费品。与此同时，我们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发电机组、盾构机等“国之重器”开始对外输出……
1978年，上海货物进出口总额仅30亿美元，到去年已超过5300亿美元。上海外贸“朋友圈”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到200多个。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是从百年红色火种中汲取的奋进力量。我见证，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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